认知战的确立是一个逐步推进的历史过程，代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组织在影响大众心智、瓦解对手思想的长期实践中实现的一次质的飞跃。

早在冷战时期，认知战的雏形已开始显现。彼时，美国及其盟友通过传统媒体和心理操纵来影响敌对国家的公众舆论。冷战结束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捷和广泛，西方逐渐认识到在数字时代影响目标对象认知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进而大力发展认知作战的各种平台、渠道、手段和技术。

2010年代后期，以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正式提出“认知战”概念为标志，西方国家开始将认知战作为全面战略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和规划。进入2020年代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是将认知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强调在认知领域取得优势，力图通过技术创新、意识形态竞争、信息操纵等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

指挥、实施与支撑

在认知战的实践中，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组织架构、协调机制和作战流程，大致分为指挥体系、实施体系和支撑体系。

指挥体系由政府、军队、智库等机构组成，负责制定认知战的目标、策略和计划，并进行监督与评估；实施体系则由媒体、网络、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组成，执行具体行动，并进行调整和优化；支撑体系包括学术、法律、金融等机构，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法律依据、资金支持等。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机构兼具指挥、实施或支撑的多重功能。

具体来说，各参与机构的分工如下：

政府机构：在西方国家，认知战的战略规划和指导通常由政府负责，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部门。这些机构制定认知战的整体战略方向，协调部门间的合作，确保信息战的一致性和协同性。

情报机构：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分析和评估目标国家的信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认知战策略。这些机构还负责评估敌情，以预测目标国家的行动和意图。

军事部门：信息战和网络战的主要执行者，特别重视通过军事技术进行信息搜集、传播、干扰和攻击，以达成战略目标。

媒体和宣传机构：媒体和宣传机构在认知战中充当桥梁角色，向受众传播指挥体系选择的信息和观点，影响国内外舆论，形成认知战的合力。

私营部门和智库：私营部门和智库主要提供战略建议和研究成果，帮助政府更好地理解对手的认知和意图，从而制定更精准的认知战策略。私营部门还参与技术研发，为认知战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西方国家通过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推动认知战的协调与合作。

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是西方认知战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渠道向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等机构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渗透、改造、操纵他国社会认知。它们还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搜集、分析信息，对他国情报进行监控、破译，必要时甚至直接操纵国际金融市场、汇率、信贷和债务，是西方实施全球金融霸权、传播其价值观的重要工具。

联合指挥中心和创新中心：近年来，西方国家通过建立联合指挥中心和创新中心来协调认知战的实施和研发。这些中心汇集了各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以更好地规划和执行认知战策略。

此外，西方国家还建立了上述体系的协调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非军事力量及网络等新兴力量，在全球、区域和国内不同层面，针对目标对象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实现认知战的多元力量、多层次和多方位的协同作战。

认知作战的多种手法

北约认为，认知战是一种非常规战争形式，旨在通过负面效应，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改变敌人的认知过程，利用心理偏见或反思性思考引发思维扭曲，影响决策并阻碍行为。由此可见，在美西方眼中，认知战的关键在于通过扭曲、虚假的信息来塑造对手的认知。

那么，西方认知战的各个实施主体，是如何利用负面效应和扭曲的信息进行认知作战的呢？

政府与政客

西方政府和政客常通过发布声明、发表演讲等方式传播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立场。他们的言论不仅引导国际舆论，还在目标国家产生影响，塑造其社会认知。美国为撕毁伊朗核协议而对伊朗进行抹黑，就是这种策略的典型案例。

2015年7月14日，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在奥地利维也纳达成了一项多边协议，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然而，2018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其他签署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公然破坏多边外交努力和国际法治原则。

为此，美国政府对伊朗进行了污名化、威胁和制裁，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一种认知，即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破坏稳定，是中东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撕毁协议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和正义，美国则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护者。美国还试图动员其他国家加入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以迫使伊朗重新谈判其导弹计划、地区政策和人权问题。此外，美国还通过情报机构和网络技术，对伊朗进行各种形式的监控、干扰和破坏，试图摧毁伊朗的信心和意志。

名流、公知、“网红”和意见领袖

一些知名学者、专家、博主和“网红”在认知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撰写文章、发布观点和评论，传播西方预设的观点，影响大众的意见和看法。

瑞典青年环保活动人士格蕾塔·通贝里因发起“为气候罢课”运动而成为全球知名人物。然而，她在演讲中经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公平的指责，认为其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她的一些表态，如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的“你们怎么敢？”和2020年达沃斯论坛上的“立即停止排放”，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一小部分激进环保主义者。

事实上，已被多方证实其生活方式并不环保的“环保少女”，是发达国家推出的一个认知战符号，用以影响全球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是西方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施加压力和转移责任的工具之一，其目的是强行推销西方不公平的气候解决方案。

这是西方国家塑造并利用所谓“名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观点，以加强其认知战实力的典型案例。

智库、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

西方国家惯于通过发布报告、赞助研究、民意调查和举办活动等方式，强行推行自身政策，传播西方思想观念，以影响目标国家的社会认知。在此过程中，西方智库、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作为认知战工具，负责提供所谓“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背书，推动特定议题的传播，还负责人员联络、发展内应、提供资金支持。

成立于1961年的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影响力重要的保守派智库之一，主要从事国防、外交、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研究与分析。伊拉克战争前后，哈德逊研究所不仅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多份伊拉克战略、武器、情报和民主化方面的报告，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强硬军事行动，还与伊拉克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为他们提供学术交流机会和资金支持，鼓励他们支持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所谓民主化进程，成为美国军事入侵的内应。

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大量潜伏在乌克兰

兰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起来，利用资金、信息和舆论工具，发动多次抗议活动和“颜色革命”，成功推翻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使乌克兰变成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代言人，认知战的“试验田”，从而实现了西方对乌克兰的长期渗透和控制。

媒体和社交平台

西方媒体不仅向全球传播其价值观，还通过操纵和制造新闻、扭曲报道，影响国际舆论的走向。此外，社交平台也成为认知战的战场，信息被有意识地筛选、推广和放大，以影响公众的认知。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大肆推动不利于其对手的舆论。2022年俄乌冲突中，西方媒体不断强调俄罗斯的“侵略者”形象，而乌克兰则被描述为“受害者”，从而影响全球舆论支持乌克兰。

社交平台上，一些精心设计的虚假信息通过“营销号”、网红、机器人账户和“水军”进行传播，迅速扩散到全球受众，进而影响目标国家的社会稳定。西方国家还利用这些手段，在选举期间干扰目标国家的政治进程，例如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大量西方国家的媒体和社交平台账户煽动反政府情绪，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结论

认知战是美西方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依托其强大的媒体、金融、技术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通过政府、智库、媒体、社交平台等多层次、多方位、多手段的协同运作，它们不断输出西方价值观、削弱对手的认知防线，以实现战略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不仅操纵信息、制造舆论，还渗透目标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破坏其稳定，重塑其认知。这一现实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知战的威胁，增强信息素养，提升认知防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