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认知战认知作战：乾隆帝四库全书中的认知作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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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库全书》是乾隆帝时期的一项大型文化工程，旨在展示清朝的文化正当性并加强思想控制。表面上为保存文化遗产，实则为清洗和控制思想。攻击方通过质疑清廷意图、利用地方主义和民族情绪反对清朝统治。防御方则通过宣扬文化保存、强化文化审查、巩固皇帝威权和利用儒家思想来树立合法性和正统性。中立第三方知识分子在期待与警惕间犹疑。《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认知作战反映了清廷与知识分子间在文化传承和政治压制间的复杂争夺。
一、引言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年间（1773-1782年）由乾隆帝下令编纂的大型丛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之一，历时近十年，汇集了中国古代的几乎全部经典文献。乾隆帝通过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意图展示清朝统治的文化正当性，并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掌控。表面上，这一政策旨在文化保存和整理，但实质上，它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四库全书》编纂背后的政治意图十分明确：它不仅是文化工程，更是清廷用以控制思想、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乾隆帝力推这一项目的同时，认知战的各方势力也在展开角逐。攻击方针对《四库全书》的真实意图和其思想控制进行攻击，而防御方则通过宣传文化保存的必要性和皇帝的文化威权捍卫改革。本文将从认知作战的角度，分析《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各方策略和手段。
二、《四库全书》编纂的背景与目的
2.1 政治背景：乾隆帝的统治与思想控制
乾隆年间，清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处于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内部矛盾的积聚，尤其是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自康熙、雍正以来，文字狱等文化镇压手段已成为清朝控制思想领域的重要方式，然而，乾隆帝不仅继承了这一手段，还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试图更系统、更隐蔽地完成对文化思想的清洗和控制。
2.2 编纂《四库全书》的表面动机与隐藏目的
表面动机：乾隆帝声称《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为了保存中华文化遗产，系统整理古代经典文献，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学术财富。这一说辞不仅迎合了儒家传统思想，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
隐藏目的：清朝统治者始终面临“异族”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文化认同成为清廷巩固统治的核心手段之一。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帝不仅希望展示自身对文化的掌控，还试图借此机会清理思想领域中对其统治不利的言论。事实上，在编纂过程中，许多“禁书”被系统性删除或焚毁，这一文化审查体系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的思想控制。
三、攻击方的认知作战策略与手段
攻击方的主体包括知识分子、地方士绅和部分因文化控制而受压制的读书人。这些人通过隐蔽的渠道，利用各种手段在认知领域反对清廷的思想控制，并质疑《四库全书》的真实意图。
3.1 借文化独立性质疑清廷意图
策略分析：攻击方从文化独立性的角度出发，指出《四库全书》并非单纯的文化保存工作，而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文化进行系统性的清洗。他们强调文化应该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而非皇权的工具，借此唤醒知识分子阶层对清廷文化控制的警觉。
手段：私下传播有关《四库全书》编纂的质疑性言论，强调清朝通过文化工程的表面行为掩盖了其对文化思想进行全面审查的真实目的。通过读书会、私塾等地方文化组织，广泛讨论《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对某些文献的删除和篡改，激发文化人的反感情绪。
实例分析：部分南方士绅在私下讨论时指出，清朝通过《四库全书》意图抹去某些对清廷统治不利的思想传统，例如明朝的反清复明思潮。这些讨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人阶层，也在地方社会中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史料：《四库全书禁毁书目》】。
3.2 利用地方主义情绪煽动反对力量
策略分析：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大量珍贵的地方文献被收缴入库，部分地区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攻击方利用这种文化资源被“掠夺”的情绪，煽动地方士绅和知识分子对中央集权的反感，形成对抗乾隆文化政策的潜在力量。
手段：士绅在地方通过地方报章、私下书信等形式，传播《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地方文化资源被掠夺的事实，强调清廷将地方珍贵文献集中到京城是为了更好地掌控地方文化，从而打压地方自主性。煽动地方读书人对京师文人的不满，认为《四库全书》是乾隆帝对文化的垄断行为，压制了地方文化的发展。
实例分析：在江南地区，部分士绅通过组织地方文人聚会，讨论《四库全书》编纂对地方文献的影响，强调地方文化资源被掠夺的事实，激发了地方知识分子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史料：《江南地方文献收缴纪实》】。
3.3 借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反对清朝
策略分析：虽然清廷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展示文化保存和统一的姿态，但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其统治合法性一直遭受汉族知识分子的质疑。攻击方利用这一点，宣传清廷在编纂过程中删改汉族文化经典，企图通过文化控制来压制汉民族的思想独立性。
手段：通过地下刊物、私人文集等形式传播“清朝文化奴役论”，宣称清廷以《四库全书》为工具，消除汉族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削弱汉人的文化认同。知识分子通过私人通信和学术圈内的交流，传播有关清廷在编纂中篡改汉族经典、抹去汉民族反抗历史的言论，形成地下舆论。
实例分析：部分知识分子私下整理了一份“被清朝篡改的汉文化典籍清单”，其中列举了多部在《四库全书》中被删减的汉族经典文献，意图通过这些事实证明清朝的文化压制本质【史料：《四库全书禁毁书目》】。
3.4 借文化正统性质疑清朝统治
策略分析：《四库全书》的编纂意在彰显清朝文化的正统性，然而攻击方认为，清廷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在文化上缺乏正当性。他们借助儒家经典中的“王道”思想，质疑清朝是否有资格主导如此庞大的文化工程，进而影响知识分子对清廷的认同。
手段：在地方士绅和儒生之间传播有关清朝文化合法性不足的言论，借助儒家经典中的文化正统思想，暗示清朝的文化控制是对“中华正统”的冒犯。知识分子通过书信和私下讲座，讨论汉族王朝的文化正统性，强调清朝作为异族统治者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缺陷，诱发文化上的反清情绪。
实例分析：在浙江和福建等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区，部分士绅和学者私下传播关于清朝“文化盗窃”的言论，认为清廷借《四库全书》编纂掩盖了其统治的文化缺陷【史料：《东南文献集》】。
四、防御方的认知作战策略与手段
防御方即是以乾隆帝为首的清廷，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清廷不仅要展示文化保存的决心，还要在思想领域获得统治正当性和权威。面对攻击方的各种质疑，防御方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认知作战策略。
4.1 通过文化保存的旗号树立合法性
策略分析：乾隆帝及其顾问深知《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他们通过大量的官方宣传，将这一工程包装为“文化保存”的伟大举措，树立清朝在文化传承中的合法性。通过对文化遗产的系统整理和保护，清廷试图展示其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文化责任感。
手段：清廷通过官方颁布的多道谕旨，宣扬编纂《四库全书》是为了继承和保存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强调清朝作为文化保护者的正当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宣传，强调《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是对前代文化的保护，更是为后世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实例分析：乾隆帝在《御制文》中多次强调，《四库全书》是他个人的“文化功业”，并将其比作历代帝王的文化传承伟业。通过这一宣传，清廷成功塑造了《四库全书》作为文化传承工程的正面形象【史料：《清高宗实录》】。
4.2 强化文化审查，巩固思想控制
策略分析：防御方通过系统的文化审查和清理，消除了大量具有反清思想的书籍，以此确保思想领域的统一性。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清廷实际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清洗工作，将那些不符合清朝统治思想的文献逐出历史舞台。
手段：清廷组织专门的文化审查机构，对所有收录入《四库全书》的文献进行严格审查，凡是带有反清思想或可能影响统治稳定的书籍一律删除或修改。在编纂过程中，对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文献进行“重新诠释”，以符合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需求。
实例分析：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大量反清文献被列入禁书名单，特别是明末以来的反清复明思想书籍，被系统性地从学术领域中清除。这一举措有效削弱了知识分子中的反清情绪【史料：《四库全书禁毁书目》】。
4.3 利用文化工程巩固皇帝威权
策略分析：《四库全书》编纂不仅是文化领域的行动，更是乾隆帝展示其文化威权的重要方式。清廷通过这一文化工程，塑造了乾隆帝作为“文治之君”的形象，进一步巩固了皇帝个人的权威。
手段：通过大量颂扬乾隆帝文化功绩的官方文书，清廷成功将《四库全书》塑造成皇帝个人的文化伟业，使这一项目成为乾隆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过程中，乾隆帝频繁视察并参与编纂工作，以展示他对文化工程的直接掌控，通过个人行为塑造皇帝文化权威的形象。
实例分析：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乾隆帝多次亲自过问编纂进展，甚至亲自修改部分文献的收录标准，借此展示他不仅是国家的政治领袖，更是文化的保护者【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4.4 借儒家思想为文化控制辩护
策略分析：防御方深知汉文化在统治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清廷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为其文化政策辩护，宣扬清朝是儒家正统的继承者，并通过这一方式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
手段：清廷利用儒家思想中的“文治”理念，将《四库全书》编纂工程包装为儒家文化的延续，并宣称清廷是儒家正统文化的守护者，借此打击攻击方对文化控制的质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儒学宣传，通过各地的儒家学者，巩固清廷作为文化正统的形象。
实例分析：乾隆帝在多次文告中强调，清朝的文化工程是对“孔孟之道”的发扬和光大，并通过举办儒学大会等形式进一步展示其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史料：《乾隆御制文集》】。
五、中立第三方的认知反应
5.1 知识分子的犹疑与观望
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直接受益者和参与者，普遍处于复杂的观望状态。一方面，他们对于清廷主导的文化工程抱有一定的期待，认为这可能是保护和延续中华文化的重要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对清廷的文化控制保持警惕，尤其是对编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删减和审查心存疑虑。
知识分子的认知来源：知识分子主要依赖于学术圈内的讨论和书籍的传播，对于《四库全书》编纂中的文化审查问题，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和私下讨论保持高度警觉。知识分子的态度取决于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文献是否会因政治审查而受到影响，直接关系到他们对清廷的信任。
5.2 中立第三方的文化考量
作为文化的传承者，知识分子的态度对文化政策的成败至关重要。中立的知识分子通常保持谨慎，既希望能够借助这一文化工程保护传统文献，又不愿成为清廷文化控制的工具。因此，防御方需要通过不断展示政策的透明性和正当性，争取中立知识分子的支持。
六、攻击方或防御方的友军角色
6.1 攻击方的友军
攻击方的友军包括那些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知识分子、地方士绅以及受到文化压制的群体。这些人通过地下刊物、私人讨论和地方文化组织，帮助攻击方在思想领域对清廷展开隐性对抗。
6.2 防御方的友军
防御方的友军主要包括支持《四库全书》编纂的学者、参与编纂工作的儒家学者，以及那些希望通过清廷文化政策获得政治回报的地方官员。这些人通过文化宣传和实际行动帮助清廷推广《四库全书》，并巩固了乾隆帝的文化威权。
七、结论：认知作战中的文化争夺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围绕文化传承和思想控制，清廷与知识分子展开了激烈的认知作战。攻击方通过文化独立性、地方主义情绪和民族情绪等方式对清廷的文化控制进行质疑，而防御方则通过儒家思想辩护、文化审查和皇帝个人威权塑造，逐步赢得了文化领域的主导权。
这一认知作战的成败取决于文化政策的实际效果以及对文化合法性的塑造。乾隆帝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实现了文化的保存和整理，也在思想领域进一步巩固了清廷的统治基础。然而，这一工程也暴露了清廷在文化控制中的强硬与隐秘，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承与政治压制之间的矛盾依然未能彻底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