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认知战认知作战：乾隆盛世下的认知作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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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乾隆盛世下，清朝虽迎来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但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间的认知作战激烈。攻击方利用经济与财政矛盾、中央与地方冲突、文化整合问题、思想钳制和封闭对外政策等问题挑战清朝统治合法性。防御方通过强化盛世宣传、中央权威、思想控制、边疆治理和对外强硬政策等手段稳固统治。中立第三方如士绅、农民、知识分子的态度受政策和宣传影响，成为争夺焦点。友军通过支持中央政策、宗教协助和地方治理合作等方式协助防御方。这一时期的认知作战展示了清朝在文化、经济、思想等多方面的较量和应对策略。
引言
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迎来了鼎盛时期，史称“乾隆盛世”。这一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国力强盛，清朝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然而，盛世之下并非没有波澜，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在表面平静的繁荣背后，展开了一场隐蔽而复杂的认知作战。不同群体以信息控制、舆论引导、心理战术等方式相互较量，影响社会各阶层对乾隆盛世的认知和理解。
本报告将从认知战攻击方的视角，详细剖析在“乾隆盛世”这一历史背景下，各方力量在认知作战中的方式、手段、策略及其实例。
第一部分：乾隆盛世背景下的攻击方认知作战策略
1.1 经济繁荣与财政负担的矛盾
乾隆时期，经济的繁荣与财政的过度扩张形成了明显的矛盾。攻击方试图通过放大这一矛盾，削弱统治者的正当性。
攻击方策略： 虽然经济繁荣，但政府过度消耗财政资源，尤其在乾隆晚期，随着大型建筑项目（如修建避暑山庄）和对外战争（如征西藏、平定大小金川）的开支急剧增加，财政紧张。攻击方通过传播“盛世危机”的理念，试图让民众意识到表面繁荣下隐藏的经济隐患，煽动社会对朝廷财政政策的不满。
手段： 攻击方借助社会流言和民间言谈，夸大财政负担对于基层民众的压力，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加强对中央政府不合理财政政策的指责，认为乾隆时期的奢侈与军事行动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实例举例：乾隆中期的边疆用兵争议
乾隆后期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大小金川之战（1747-1749年、1771-1776年）。攻击方通过在民间广泛传播关于战争的高额财政支出的消息，渲染战争对国家经济的消耗，进一步引发社会对军事扩张和财政管理的质疑。
1.2 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冲突
乾隆盛世时期，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对地方士绅和地方官员形成了压力。攻击方通过放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试图削弱中央集权的合法性。
攻击方策略： 强调乾隆帝集权手段对地方利益的侵害，特别是在治理边疆时，中央政府对地方资源的强征、征调等引发地方士绅阶层的不满。攻击方试图通过夸大这些矛盾，挑拨地方势力对中央的敌意，制造地方上的分裂情绪。
手段： 通过暗中散播中央削弱地方自主权的言论，攻击方塑造了一个中央政府“过度干涉地方”的形象，旨在动摇地方精英对中央的忠诚。这种舆论战术通过挑动地方官员和士绅阶层的利益担忧，制造了广泛的反对情绪。
实例举例：直隶与江南士绅的抵制
在乾隆时期，直隶、江南等地区的士绅阶层一直是地方权力的象征。攻击方通过散布中央集权政策对地方士绅经济利益的压制，例如地方税赋增加和土地征用，激化了这些地方士绅对中央的反感，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士绅阶层隐秘抵制中央政策的现象。
1.3 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的挑战
乾隆在位期间，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加强，尤其是在西藏、新疆、蒙古等地，清朝采取了高压手段整合地方权力。然而，边疆民族认同与文化差异带来了潜在的动荡，成为攻击方利用的关键点。
攻击方策略： 乾隆帝虽然在文化上采取了“满汉一体”的政策，但边疆民族与内地汉族之间的文化、宗教差异依旧显著。攻击方通过挑拨民族认同问题，强化边疆民族对清朝中央集权的抵触情绪，动摇他们对清政府的忠诚。
手段： 攻击方利用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渲染清政府“汉化”政策对地方文化的威胁，鼓动民族对抗情绪。例如，在西藏、新疆地区，攻击方通过宣扬清政府干涉地方宗教事务，试图激起当地宗教领袖和民众的反感。
实例举例：新疆回部动乱的背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回部叛乱的过程中，攻击方通过散布“清朝压迫少数民族”的言论，企图在当地激起更广泛的反抗情绪。攻击方宣传清政府的干预政策不仅破坏了当地宗教文化，还侵害了地方民众的宗教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地的民族紧张局势。
1.4 文艺控制与思想钳制
乾隆帝大力推行文化审查和思想钳制，实施“文字狱”，打击异见思想。攻击方则通过塑造“思想控制”和“文化压制”的形象，激起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反感，进而削弱朝廷的文化合法性。
攻击方策略： 乾隆帝对思想和文艺的严厉打击，如文字狱，成为攻击方攻击清朝专制与思想控制的重要切入点。攻击方通过强调思想的被压制，激发读书人对朝廷的不满，制造文化领域的对抗情绪。
手段： 攻击方暗中散布乾隆帝滥杀无辜、钳制思想自由的消息，渲染清朝的文化专制，塑造皇帝作为“文化暴君”的形象，煽动知识分子与文人对朝廷的反感。
实例举例：乾隆文字狱的反抗情绪乾隆时期，文字狱屡屡发生，例如对浙东学派的打击。这些知识分子因言论不慎被处死或贬谪，攻击方利用这些事件广泛传播“清朝钳制思想”的说法，试图挑动文人群体对乾隆帝的反感情绪。
1.5 封闭的对外政策与国际局势的危机感
乾隆时期，清朝的对外政策较为封闭，实行“朝贡体系”与限制对外贸易。这在与西方列强逐渐加强的接触中，成为攻击方挑动国际危机感的切入点。
攻击方策略： 在面对西方势力的崛起时，攻击方通过传播“闭关锁国”的弊端和清朝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言论，渲染朝廷无法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危机感，动摇人们对清朝对外政策的信心。
手段： 攻击方通过流传海外贸易受限、政府应对西方威胁无能等言论，制造清朝在国际事务中缺乏远见的形象，尤其是对沿海地区的商人和官员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影响。
实例举例：广州十三行商人的怨言乾隆帝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州十三行商人中引发不满。攻击方通过在商人中传播“朝廷不顾商人生计”和“封闭政策将导致国家落后”的言论，激发了沿海商人对政府的不满。这一负面认知在之后的嘉庆年间爆发为更明显的对抗情绪。
第二部分：防御方的认知作战方式与策略
作为防御方，乾隆帝及其支持者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应对攻击方的认知作战。乾隆通过强化权威、信息控制、文化宣传等方式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2.1 通过盛世宣传塑造正面形象
乾隆帝深知“盛世”这一概念对统治合法性的关键作用，因此，他通过广泛宣传清朝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强盛，塑造了“盛世乾隆”的形象，强化统治的正当性。
防御方策略： 乾隆通过文献、诗作、官员奏折、地方政府公告等多种途径，宣扬盛世的景象，特别强调国家的富庶与太平，试图掩盖社会中的矛盾与危机感。
手段： 防御方广泛利用宫廷画师和官方编纂的史书记录，通过视觉和文字媒介强化国家强盛的形象。例如，乾隆时期的《清实录》与宫廷艺术品中的盛世场景，向全国展示了太平盛世的视觉象征，压制了攻击方制造的危机感。
实例举例：乾隆盛世图景的塑造
宫廷画师通过创作《乾隆南巡图》等大型画卷，展现了乾隆巡视江南时的繁荣与和平场景。
2.2 强化中央权威与国家治理的正当性
防御方通过强化乾隆帝的中央权威，来应对攻击方对集权政策的挑战。乾隆帝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严厉的惩治腐败以及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成功维持了国家的稳定，巩固了皇权。
防御方策略： 在面对地方官员和士绅阶层的不满时，乾隆帝通过强调中央集权对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性，来反驳攻击方所提出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的言论。同时，通过惩治贪污腐败官员，提升政府形象，使地方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得以维持。
手段： 乾隆帝大力整顿吏治，打击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并公开惩处贪官污吏，以此向全国展示中央政府的清廉与高效。例如，乾隆时期对和珅的最终处置就被广泛用作治理腐败的象征性事件，显示了皇帝对廉政的重视，抵消了攻击方关于中央集权侵害地方利益的言论。
实例举例：对和珅的惩治
和珅作为乾隆晚期的重要官员，因其极度腐败成为朝野议论的焦点。虽然和珅一度得宠，但乾隆去世后，嘉庆帝迅速对其采取了严厉措施。防御方通过这一事件表明朝廷并非偏袒腐败官员，而是重视国家的清廉政治形象，反击了攻击方所提出的清廷贪污腐败的形象。
2.3 控制舆论与思想
乾隆帝深知舆论和思想的力量，因此，他通过严格的思想控制和舆论导向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对攻击方利用文化领域展开的认知作战中，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防御方策略： 为应对攻击方对思想控制的批评，乾隆帝不仅通过打压异见思想（如文字狱）保持思想钳制，还通过官方出版的文献和文化活动来积极引导舆论方向，构建官方认可的历史叙事，强化自身正统地位。
手段： 乾隆帝通过实施文字狱惩治那些批评皇权或挑战儒家正统思想的文人，这些行动表面上是为了保持国家的思想统一，实际上也是为了通过恐惧手段有效压制攻击方的文化渗透。同时，他主持编撰了《四库全书》，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向外界展示清朝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抬升自己的文化权威。
实例举例：四库全书的编纂
乾隆帝主持编撰《四库全书》不仅是为了收集和保存中华文化遗产，更是为了通过这一文化工程在社会上树立正统思想的权威地位。这项文化活动巩固了乾隆在思想领域的控制力，也使得攻击方的异见文化更难以获得传播渠道。
2.4 加强对边疆的治理与文化融合
在认知作战中，乾隆帝通过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来回应攻击方挑起的民族矛盾问题。他通过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逐步稳固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防止民族分裂。
防御方策略： 乾隆帝通过巩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平息边疆反叛势力，推动民族融合。他强调清朝政府的包容性，称其不仅是汉族的政府，也是满族、蒙古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的保护者，以此打消攻击方试图制造民族冲突的言论。
手段： 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军事镇压和宗教调解相结合的政策，乾隆帝维持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例如，在新疆和西藏地区，乾隆不仅通过军事行动镇压叛乱，还通过与当地宗教领袖合作，确保清政府的合法性。此外，乾隆还通过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扶持措施，巩固了中央与边疆之间的政治经济纽带。
实例举例：大小金川之战后的边疆安定
在大小金川之战（1747-1776年）后，乾隆通过军事胜利巩固了清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之后又通过与当地宗教领袖的谈判安抚了各民族间的矛盾。防御方通过强调这场胜利背后中央集权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对边疆治理的信心。
2.5 对外政策中的防御与宣传
面对攻击方利用封闭对外政策引发的危机感，乾隆帝通过对外展现强大的国家形象，来缓解国内对国际局势的恐慌和对政府政策的质疑。
防御方策略： 虽然乾隆实行了限制性的对外政策，但他强调清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采取“天朝上国”的自信态度来应对攻击方对其封闭政策的批评。乾隆通过强调清朝的强盛与西方国家的相对弱势，抵消了对外危机感的蔓延。
手段： 在应对西方列强如英国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时，乾隆帝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拒绝开放更多港口，宣称清朝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国加强经济联系。同时，他通过派遣使节访问周边国家，继续维持朝贡体系，以展示清朝的国际地位，增强国内民众对国家实力的信心。
实例举例：马嘎尔尼使团的回绝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请求清朝开放更多的贸易港口，但乾隆帝断然拒绝，并强调清朝作为“天朝上国”无须与西方列强进行对等贸易。这一举动虽然被攻击方视为对国际形势的误判，但通过强调清朝的强大自给自足，防御方有效地塑造了国家形象，抵制了国内的对外危机论调。
第三部分：中立第三方的认知动态
中立第三方通常处于社会各个阶层，他们既不是攻击方的支持者，也非完全站在防御方一边。这些群体的认知态度和情绪波动对于双方的认知作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们成为了双方争取和拉拢的对象。
3.1 士绅阶层的中立与动摇
士绅阶层是乾隆时期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在国家治理、地方事务和文化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由于士绅阶层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经济与文化等问题上持复杂态度，因此在认知战中容易受到不同力量的影响。
中立第三方的认知特点： 这一群体对乾隆的治理政策并非完全信服，他们关心的是地方的实际利益和自身的文化权利。因此，当攻击方强调中央政府过度干涉地方事务时，士绅阶层容易产生共鸣。但同时，防御方通过盛世宣传、国家统一和治理成功等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士绅阶层对中央的支持。
认知波动的因素： 士绅阶层的立场往往受到地方利益、文化认同和国家治理成效的影响。例如，在地方赋税问题上，士绅可能倾向攻击方的立场，而在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问题上，他们可能更认同防御方的观点。
实例举例：江南士绅对中央政策的摇摆
乾隆盛世期间，江南地区的士绅阶层一方面享受到了经济繁荣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对中央集权带来的地方自治削弱产生了不满。攻击方通过强调赋税增加和地方利益受损赢得了一部分士绅的支持，但防御方通过文化认同和国家统一的成功治理，重新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3.2 农民与底层民众的认知反应
农民和底层民众在乾隆盛世中相对被动，他们的认知和态度更多受到政策的直接影响，而非意识形态或舆论的操控。
中立第三方的认知特点： 农民和底层民众关心的主要是生计问题，因此他们对乾隆时期的经济政策、税收负担等表现出直接反应。攻击方通过夸大国家财政负担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影响，试图引发他们对朝廷的反感。然而，防御方通过推行宽松的税赋政策、减免灾后负担等措施，及时缓解了民众的压力，维持了他们对朝廷的忠诚。
认知波动的因素： 农民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是否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如果朝廷的治理能够保证粮食供应和稳定的税收制度，他们更倾向于支持防御方的主张，反之则可能成为攻击方煽动的对象。
实例举例：乾隆年间的赈灾措施
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通过一系列赈灾政策有效维护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例如，1768年乾隆帝颁布的“减免江南灾区税赋”政策，使当地百姓得以恢复生计。这种政策为防御方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抵消了攻击方关于税赋过重的负面宣传。
3.3 学者与知识分子的中立态度
知识分子在乾隆盛世中的地位较为特殊，他们通常是国家的文化精英，受过较高的教育，对国家政策有较为深入的理解。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对政府的认同和不满往往更加复杂。
中立第三方的认知特点： 知识分子对于清朝的治理和乾隆帝的文化控制政策既有认同也有质疑。例如，很多学者对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文化建设（如《四库全书》）表示赞赏，但对文字狱等文化钳制手段则保持强烈的不满。这使得知识分子在认知战中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
认知波动的因素： 知识分子认知态度的波动主要受制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认同国家的文化保护与建设；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思想的自由表达有更高的期望。如果朝廷的控制过于严厉，他们可能倾向攻击方的立场，认为清朝的文化政策压制了自由思想。
实例举例：对《四库全书》的不同反应
乾隆帝主导的《四库全书》编纂工程吸引了大批学者参与。许多知识分子赞赏乾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认为这一文化项目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有重要意义。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对乾隆同时推行的文字狱政策保持质疑，认为这种文化控制压抑了自由表达的空间，形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分裂的局面。
第四部分：友军视角的认知作战方式
在乾隆盛世的背景下，防御方并非孤军作战，清朝政府拥有众多地方精英、宗教领袖和其他忠于朝廷的力量作为“友军”，共同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统治。友军的认知作战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和地方治理等方式来协助防御方。
4.1 地方精英与士绅的支持
清朝在统治过程中依赖地方精英和士绅阶层的支持，作为与地方社会沟通和管理的重要桥梁。这些地方精英不仅在经济、文化上为朝廷提供支持，还在认知作战中通过影响地方舆论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基础。
友军策略： 地方精英与士绅阶层通过组织地方祭祀、参与地方治理、以及维护地方秩序等方式，支持朝廷的认知作战。尤其在盛世宣传中，他们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向地方民众宣传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治理成就。
手段： 地方士绅通过编纂地方志、主持地方祭祀活动等方式，向地方百姓传达朝廷的德政，同时通过与中央的联络，帮助清政府了解地方民情，防止攻击方在地方社会中引发的认知混乱。
实例举例：士绅对“盛世乾隆”形象的维护
乾隆时期，江南地区的地方士绅在参与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广泛记录了乾隆帝的丰功伟绩，尤其是国家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景象。这些地方文献成为官方宣传的重要工具，有效抑制了攻击方对朝廷治理失误的批评。
4.2 宗教领袖与民族首领的协助
在边疆地区，宗教领袖和民族首领是清朝政府维持统治的友军力量。乾隆时期，清政府通过与藏传佛教领袖、西藏班禅、蒙古汗王等保持紧密关系，利用这些地方势力帮助维护边疆的稳定。
友军策略： 宗教领袖与地方首领通过利用宗教和民族影响力，协助朝廷维持地方稳定，削弱了攻击方对边疆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他们通过宗教教义、文化仪式等手段，向地方百姓传递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和支持，增强民众对清朝的认同感。
手段： 宗教领袖通过在地方社区中传播清政府的“恩德”形象，协助维护清朝的边疆统治。例如，藏传佛教的领袖班禅活佛多次在藏区呼吁民众支持清政府，并通过宗教仪式为皇帝祈福，以此强化边疆民众对清朝的忠诚。
实例举例：班禅活佛的支持
乾隆时期，班禅活佛多次派遣使节前往北京表达对皇帝的敬意，同时在西藏地区协助清政府维护统治。通过这种方式，班禅活佛利用其宗教领袖的身份，向藏区民众传递了对清政府的忠诚认同，削弱了攻击方煽动民族分裂的企图。
4.3 地方官员与基层行政的合作
地方官员是清政府治理地方的关键力量，他们在地方上扮演着落实中央政策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角色。友军视角下的地方官员通过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和对民生的关注，有效抵制了攻击方的负面言论。
友军策略： 地方官员通过实施减税、赈灾、修建基础设施等措施，直接改善民众生活，向地方社会传递朝廷的“仁政”形象。同时，他们利用基层行政体系广泛接触普通民众，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向地方社会灌输对朝廷的忠诚与支持。
手段： 地方官员通过定期巡视、举办地方教育活动、发布公告等方式，将朝廷的政策信息和国家发展成就传达给民众，确保中央的认知策略在地方社会中得以贯彻。例如，地方官员在灾后赈济中及时行动，宣传朝廷减免赋税的仁政，使普通民众感受到朝廷的关怀与支持。
实例举例：乾隆时期的赈灾行动
1768年，江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乾隆帝下令减免赋税，并派遣地方官员组织赈灾。这些地方官员不仅通过赈济活动向百姓传达了朝廷的仁政，还通过地方公告和宣传活动，将朝廷对民生的重视广泛传递，赢得了地方百姓的信任与支持。
第五部分：结论
乾隆盛世虽然被历史学家誉为清朝的巅峰时期，但在繁荣的表象下，认知作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仍旧存在。攻击方利用财政负担、地方权利、边疆治理、思想钳制以及对外政策等方面的矛盾，试图破坏朝廷的正当性。然而，防御方通过盛世宣传、加强中央集权、控制舆论、稳定边疆与维持对外强势形象，成功维护了清朝的统治。友军力量，如地方精英、宗教领袖和地方官员，在认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协助防御方赢得了大多数社会阶层的认同。
乾隆盛世时期的认知作战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案例，展示了认知战不仅限于军事和政治领域，更涉及到文化、经济、思想等多方面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