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认知战认知作战：金川之战中的认知作战策略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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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川之战是清朝在西南地区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认知作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清军作为攻击方，通过心理战、宣传战、经济战、信息战和分化策略等手段，削弱金川土司的抵抗力量。金川土司则通过强化民族认同、宗教信仰和游击战术，在心理战中展现韧性。中立第三方和双方的友军也通过认知作战手段在战争中发挥作用。金川之战不仅是武力对抗，更是复杂的认知博弈，为后世的边疆治理和认知战策略提供了宝贵经验。在现代军事冲突中，认知作战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金川之战的历史经验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一、认知作战的背景：金川之战的历史与战略背景
1.1 金川地区的地理与文化背景
金川位于四川西北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小金县和丹巴县一带，属于高原山区，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由于地理位置的复杂性，金川地区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地方土司势力较强，对清中央政府的控制产生一定抵触。这一地区在清朝的军事与政治体系中既是地缘战略的要地，也是文化差异和地方自治权力的交汇处。
在此背景下，清朝的统治者不仅要面对武力上的叛乱，还必须应对来自文化、民族认同和地方势力的多重挑战。金川土司利用当地复杂的地形和传统的自治惯例，长期与中央政权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金川土司多年来通过精妙的政治手段，维持其在地方的影响力，并利用叛乱和抗争的方式获取更大的自主权。这一背景为双方的认知作战提供了独特的基础。
1.2 清朝的战略需求
乾隆时期，清朝政权致力于巩固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金川地区作为西南边疆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叛乱威胁到清朝对整个西南地区的控制。在清朝的战略视野中，平定金川叛乱不仅是为了恢复对该地的直接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平定此地传达中央政府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力，以震慑其他边疆地区可能出现的叛乱势力。
同时，乾隆皇帝力图通过打击地方土司的分裂势力，进一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这意味着通过军事征服、文化同化、政治整合等多重手段，将土司制度改造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流官体制，从而彻底削弱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这一战略需求决定了清朝在金川之战中不仅要依靠武力征服，更要通过认知作战，瓦解敌对势力的抵抗意志，树立中央权威。
1.3 叛乱的起因与攻击方的认知作战需求
金川地区的第一次叛乱（1747-1749年）由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第二次叛乱（1771-1776年）由莎罗奔的继任者策动。这两次叛乱的直接原因，表面上看是地方土司不满清政府对其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反对中央政权对其自治权的削弱。然而，从深层次来看，叛乱背后还涉及到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经济利益和文化冲突等复杂因素。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清朝作为攻击方，不仅需要通过军事行动平定叛乱，还必须通过认知作战，控制当地人对叛乱的支持和认同。认知作战在此发挥的作用包括：如何影响叛乱者的心理，使其失去战斗意志；如何削弱防御方的士气；如何通过舆论宣传争取第三方的支持或中立；以及如何稳定清军内部的士气和作战意图。
二、攻击方视角下的认知作战策略
清朝作为金川之战中的攻击方，在认知作战中使用了多种策略，这些策略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军事行动，更包含了政治、心理、文化等多层次的影响手段。认知作战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旨在削弱敌方的斗志，争取中立方的支持或默许，巩固友军的信心，确保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确立。
2.1 心理战与瓦解敌方士气
在金川之战中，清军充分利用了心理战的策略，旨在通过心理压力和恐惧感的塑造，瓦解金川土司及其支持者的战斗意志。
战争的威慑与恐吓：清军的规模庞大且装备精良，远远超过金川土司的地方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清军通过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压倒性的优势，试图在心理上对敌人形成震慑。乾隆皇帝亲自下旨，将平定叛乱上升为国之大事，表示决心绝不姑息任何叛乱分子。这种高压态势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展示，更是对敌方心灵的直接打击，使金川土司感到无法与中央军队抗衡。
针对敌方领导层的定点打击：在心理战中，清军不仅要打击敌人的普通士兵，还特别注重对敌方领导核心的心理瓦解。乾隆皇帝在战前多次通过招抚和恩威并施的方式，试图分化金川土司内部的领导层。他希望通过内部瓦解，降低土司的抵抗意志。在第一次金川之战期间，清朝通过外交和谈判，成功诱降了部分土司势力，削弱了金川土司的力量。
散播失败的预言和恐慌：清军利用散布谣言、夸大自身战果的方式，动摇敌方的士气。在金川之战中，清军通过使者和间谍，向金川地区传播清军不可战胜的消息，夸大叛军的失败和损失，从而让防御方的士兵和支持者在心理上陷入恐慌，甚至怀疑自己的胜利可能性。比如，清军常通过传闻故意放大对敌方的打击效果，制造对清朝的恐惧感。
2.2 宣传战与舆论引导
宣传战在金川之战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清朝通过控制舆论，利用文字、文告和地方文化符号等手段，来塑造对战争有利的叙事框架，影响各方的认知和情感。
正义战争的宣传：清朝将平定金川叛乱描述为“剿匪”和“平定不臣”，强调这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定。乾隆皇帝多次发布谕旨，强调此次战争的正义性，指出金川土司是“逆臣”，背离了中央政府的恩惠，必须予以惩戒。这种叙事不仅旨在巩固清军内部的士气，还意图通过道德上的制高点，争取第三方的支持或中立。
对少数民族的宣传引导：清朝在宣传上特别注重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引导。通过表彰那些效忠清廷的少数民族领袖，打压叛乱者的合法性。清政府在战前向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发出诏谕，宣扬金川土司的“背逆”和叛乱的“不义”，并许诺对效忠的部落给予经济和政治上的奖励。这一策略不仅是为了孤立金川土司，还在于稳定其他边疆地区，防止叛乱蔓延。
利用文化与宗教影响：清政府意识到，宗教信仰在金川地区有着深厚的根基，尤其是藏传佛教对当地民众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为此，清廷通过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合作，向金川地区传播“不反清”的宗教教义。这种通过宗教信仰来引导民众认知的手段，有效地瓦解了部分地方势力对金川土司的支持。
2.3 经济战与物资封锁
经济战是认知作战中的重要一环，清朝通过控制物资供应和贸易路线，试图在经济上打击金川地区的叛乱势力，从而动摇其支持基础。
物资封锁与断供：金川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其经济极大依赖于对外的贸易和物资供应。清朝通过切断通往金川的贸易路线，封锁其与外界的经济联系，迫使当地陷入物资匮乏的困境。这种经济封锁不仅直接削弱了叛军的战斗能力，还通过对物资的控制，影响了民众对叛乱的支持。清朝有意识地向金川地区民众传达信息，表明只要他们放弃支持叛乱，物资供应就会恢复，以此分化民众对土司政权的忠诚。
经济诱降与利益分化：清廷在战争过程中，还采取了经济诱降的策略。对于那些可能动摇的叛军或中立部落，清政府通过许诺战争结束后给予土地、银两等物质奖励，来鼓励他们倒戈或保持中立。例如，乾隆皇帝曾在战前宣称，凡是背弃土司、归顺清朝者，将获得优厚的赏赐。这种经济手段使得部分土司的支持者开始动摇，削弱了叛乱势力的基础。
2.4 信息战与情报收集
在认知作战中，情报战至关重要。清朝在金川之战中，不仅通过军事手段获取情报，还通过文化、宗教、地方势力的关系网，收集有利于认知作战的信息。
间谍活动与信息渗透：清军派遣大量间谍渗透进金川地区，收集敌方的内部信息，了解金川土司的军事部署、战略计划和士兵士气。同时，清政府通过与当地商人、宗教领袖以及叛军内部不满者合作，获取金川地区的情报。这些情报不仅用于军事行动，还用于认知作战中的宣传和心理战。
信息封锁与误导：清政府通过控制战场信息，封锁敌军的消息流通，制造信息差。清军有意夸大自身战果，同时封锁敌方取得的任何微小胜利，以此误导金川土司的决策。
2.5 分化策略与联盟
破坏清朝作为攻击方，在金川之战中的认知作战，特别注重通过分化敌方阵营，削弱其内部的团结与凝聚力。通过挑起内部矛盾、破坏金川土司与其他支持势力的联盟，清廷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逐步孤立金川叛乱势力。
利用内部矛盾：金川地区内部各土司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清朝抓住这一点，通过利用、激化这些内部矛盾，来削弱金川叛乱力量。清廷向那些对金川土司不满的土司领袖承诺，在战争结束后会恢复其权利或给予物质奖励。这种分化策略在大金川和小金川土司之间尤其有效，第二次金川之战期间，清政府就成功诱使部分与金川土司敌对的部落保持中立，甚至主动协助清军平叛。
瓦解联盟与孤立防御方：清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和认知作战，试图瓦解金川土司与其他少数民族部落之间的联盟。通过宣扬金川叛乱的“非法性”和“背叛性”，清朝一方面拉拢金川周边的土司、部落，另一方面制造敌对势力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在第二次金川之战期间，清朝借助川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如班禅和达赖喇嘛的影响，成功孤立了金川土司，使得其无法从其他藏区部落获得有力的支持。
政治招安与“软硬兼施”策略：为了削弱防御方的抵抗意志，清廷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对于那些有可能叛降的部落，清朝通过政治安抚、招降等手段，给他们提供投降的机会，并承诺保留其地位或给予物质上的回报。这种方式不仅在心理上瓦解了敌人的斗志，也为清廷在战后稳定局势奠定了基础。
2.6 利用宗教与文化的认知引导
在清朝平定金川叛乱的过程中，宗教与文化作为认知作战的重要手段被广泛使用。清朝意识到，金川地区的藏传佛教对民众的影响力极为深厚，因此通过宗教领袖和文化象征，清廷试图引导当地民众的认知，削弱土司叛乱的合法性。
与藏传佛教领袖的合作：清朝通过与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藏传佛教领袖合作，影响金川地区的宗教势力。在金川地区，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精神影响力，许多土司与僧侣保持密切联系。清廷通过宗教领袖发布谕令，宣称金川叛乱者违背佛教教义，并呼吁藏传佛教信徒不要参与叛乱。这种认知引导在削弱民众对叛乱的支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象征与道德说教：乾隆皇帝在平定叛乱期间多次使用文化和道德说教的方式，将平叛行动描绘为一种“正义的战争”，而将金川土司的叛乱描述为“背逆”的行为。通过这种道德框架的塑造，清朝试图从文化认同和道德感上打击叛乱者的合法性，使得叛军内部和支持者产生分裂与怀疑。这种文化认知的操控在传统社会中极具影响力，尤其在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边疆精英中，产生了相当的效果。
推广汉文化与同化政策：清政府在平定金川之后，积极推广汉文化，试图通过同化政策改变当地的文化认同。战争结束后，清朝在金川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强制土司领地实行汉化管理，任命中央政府的官员进行直接统治。这种通过文化认同的改变，从长远来看，旨在削弱地方势力的民族认同感，使得边疆地区的文化与中央政权更加一致，从而减少未来可能的叛乱风险。
三、防御方视角下的认知作战
金川土司作为金川之战中的防御方，尽管在军事力量上远不如清军，但他们也采取了一系列认知作战策略，试图通过影响清军、第三方势力和自身内部的认知，来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并在战略上获得更有利的态势。
3.1 鼓舞士气与民族认同
金川土司意识到在军事对抗中，单凭武力很难击败清军，因此，他们通过鼓舞士气和强化民族认同来增强防御方的抵抗意志。
民族与文化认同的动员：金川土司在战争中反复强调他们是地方土著民族的代表，抵抗清朝的“外来侵略”，试图通过民族认同的强化来巩固其支持基础。特别是在第二次金川之战中，土司利用藏传佛教和当地文化传统，号召民众以保卫家园、抵抗外敌的名义，参与叛乱。这种通过民族主义情感的动员，极大地增强了金川地区士兵和民众的抵抗意志。
英雄人物与传说的塑造：金川土司在战前和战中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和传奇故事，试图通过这些象征性的事例来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土司通过宣扬过去成功抵御外敌的故事，使得当地民众相信，他们依然有能力抵抗清军的强大压力。这种文化象征的运用，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认知作战方式，通过情感共鸣和历史叙事的塑造，激发士兵与民众的战斗决心。
3.2 对抗清朝的心理战与宣传战
尽管金川土司处于军事上的劣势，他们仍然积极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以减弱清军的进攻力度，并通过舆论来争取更多的支持。
夸大战果与传递恐惧：金川土司在战争中采取了类似于清军的心理战术，他们通过在本地以及邻近地区传播夸大的战果，宣称自己在某些战斗中击退了清军，并击毙大量敌人。这些信息被故意传播到其他少数民族部落，目的是制造一种土司仍然强大的假象，延续战争的正当性，鼓励更多的部落加入他们的阵营。
利用地形优势制造清军的恐惧感：金川地区地势险要，土司通过对地形的熟悉和对山区防御的利用，多次袭击清军并击败他们的小股部队。土司利用这种“游击战术”，不与清军进行正面决战，而是通过骚扰战术，不断削弱清军的士气，尤其在夜袭、突袭等战术中，土司不断营造清军无法在山区中立足的心理恐慌。这种基于环境的心理战极具影响力，尤其对清军的士兵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3.3 合纵连横的外交策略
金川土司作为防御方，还积极展开了外交战术，试图通过与第三方势力结盟，增强自身的力量，并争取到更多的外部支持。
寻求西藏与其他藏区的支持：金川土司在战争中多次尝试与西藏以及周边的藏族部落取得联系，希望得到外部的支持，甚至寻求藏传佛教上层的庇护。在第二次金川之战中，金川土司特别希望借助西藏地区的势力，得到军事和物资上的援助。虽然清朝通过达赖喇嘛等宗教领袖施加了很大压力，导致土司未能成功获得广泛的外部支持，但这种外交努力反映了防御方认知作战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即试图通过外交上的突破来打破军事上的劣势。
拉拢其他少数民族势力：金川土司还积极与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势力建立联盟，试图通过合纵连横的方式，增强自身的防御力量。特别是与西南地区的彝族、苗族等部落的联系，土司试图形成一个松散的反清联盟。尽管这一联盟未能在军事上形成足够的力量，但却在心理上和认知上对清朝造成了一定的牵制和威胁。
3.4 运用信仰与传统来增强凝聚力
在防御作战中，金川土司通过宗教和传统信仰来强化内部的凝聚力，确保民众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保持一致。
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金川土司高度依赖藏传佛教作为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他们通过宗教仪式和占卜等活动，向民众传达战争的正当性和神圣性，声称神灵将保佑他们抵抗清朝的进攻。
宗教权威的强化：金川土司深知宗教在当地民众心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藏传佛教的教义和精神指引下，宗教成为他们与民众建立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土司通过与当地寺庙合作，赋予僧侣更大的社会权威，让他们在战斗前后主持祈祷和祝福仪式，以此提升士兵的士气，增加士兵和民众对叛乱胜利的信心。例如，土司曾向民众传递“神灵已经预示胜利”的信息，通过宗教信仰的引导，使民众对抗清朝的侵略更加坚定。这种宗教权威的强化，在战争期间为防御方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利用地方传统仪式与图腾：除了宗教信仰，金川土司还充分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来增强凝聚力。例如，土司常常通过举办地方传统的图腾祭祀仪式，利用这些深植于民众生活中的仪式感，来宣扬团结与反抗外敌的重要性。这些文化仪式既能提升民众的集体认同感，也能够通过象征性的意义，传递“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抗敌意志。
英雄崇拜与传说的塑造：防御方也非常擅长利用民族英雄崇拜的方式，塑造自身的“正义”形象。土司通过宣传历史上曾成功抵抗外敌的英雄人物，来激励士兵和民众的抵抗精神。通过这种英雄人物的传说，防御方在战斗中强化了“正义必胜”的信念，使得士兵在面对强大的清军时依然保持较高的士气。这种精神层面的激励，为防御方在认知作战中争取到了有利的心理优势。
3.5 内部控制与团结策略
防御方为了维持长时间的抵抗，尤其需要保持内部的团结与稳定。金川土司在认知作战中，采用了多种策略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并确保叛乱势力内部不被分化瓦解。
严密的内部监控：在战争期间，土司加强了对内部的控制，确保忠诚的盟友和民众不被外部势力渗透。土司通过安插密探、加强村庄和部落的巡逻等手段，来防止清军的间谍和投降者对内部进行分化。同时，对于叛逃或试图背叛的部落首领，土司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以示警告。这种严密的内部监控，确保了防御方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能够保持较高的凝聚力和内部稳定。
强化领导权威：金川土司通过认知作战中的权威塑造，试图确保其在民众中的领导地位不被动摇。土司常常强调其在保卫地方文化、宗教和土地方面的合法性和历史责任，试图通过这种权威的强化，来维持民众对其领导的忠诚。土司还通过分配战利品、奖励有功之人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其统治权威，从而确保内部不出现分裂。
控制民众的认知：为了避免内部动摇，金川土司在叛乱过程中严控信息流通，阻止任何不利于叛军士气的消息传播。他们通过宣传清军在其他战场的失败，甚至夸大敌方的损失，来保持士兵和民众对胜利的信心。同时，土司通过操控舆论，将那些试图投降或不愿支持叛乱的部落和家庭污名化，称其为“叛徒”或“清廷走狗”，以此警告其他不满者不得轻举妄动。
四、中立第三方的视角与认知作战策略
在金川之战中，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地方势力、以及邻近的西藏政权都在战争中扮演了中立或半中立的角色。他们的态度和行动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走向，因此，清军和金川土司都通过认知作战来影响这些第三方的立场和行为。
4.1 中立方的认知作战目标
中立方的主要认知作战目标是保护自身利益，避免卷入清军与叛军之间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希望通过观望和斡旋，寻找有利的时机和条件，确保自身不受战争影响，甚至在战争结束后能够从中获利。
自保与观望：对于许多西南部落来说，他们既不愿冒着与清军正面冲突的风险支持叛乱，也不希望彻底站在清军一边，因而采取了观望和自保的策略。这些中立方的势力往往试图通过与双方保持沟通，避免被卷入战争。他们的认知作战策略是通过保持中立，来争取在战争结束后依然保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权利。例如，某些少数民族部落通过向清军提供情报或支持后勤补给，以此确保清朝不会对其采取军事行动，但他们并未直接参战，试图在战争结束后保持相对的自主性。
斡旋与利益博弈：中立势力通过在清军与金川土司之间进行斡旋，试图获取更多的利益。在战争期间，某些中立方势力有意调停，向双方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以换取在战后更好的地位。例如，某些藏区贵族试图通过与清廷的沟通，确保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不受清朝过多干涉。这种通过利益博弈的认知作战方式，使中立方在战争结束后有了更强的政治谈判筹码。
4.2 中立方的认知作战策略
为了避免在清朝与金川土司的战争中被动卷入，中立方的势力采取了一系列认知作战策略，通过信息操控、外交斡旋和心理战术，来影响战争双方的决策，确保自身利益不被侵犯。
信息不对称与故意延误：中立方在战争期间，常常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性，延缓双方的军事行动。例如，某些部落故意提供不准确的情报，或夸大敌方的军事实力，以此影响清军或金川土司的判断。通过这种信息操控，中立方能够拖延战争的进程，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这种认知作战策略不仅有效地减轻了战事对其地区的影响，还使得中立方势力在战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
利用外交关系：中立方势力积极运用外交关系，试图通过第三方的调解来避免直接卷入战争。某些藏区部落和地方势力通过与西藏、甚至更远的蒙古地区保持联系，试图在更广泛的外交舞台上寻求支持。这种通过外交途径的认知作战，不仅让中立方避免成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还为他们在战后保住自身权利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避免激怒任何一方：中立方在认知作战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是避免激怒战争双方。为了在战后仍然能与清廷或金川土司保持良好关系，中立方避免公开支持任何一方。他们通过“模糊立场”的方式，既不向清军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也不明确反对金川土司的叛乱。这种模糊策略使得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调整自己的立场，以确保在新政权下的生存和发展。
五、攻击方或防御方的友军视角
在金川之战中，清军或金川土司的一些友军或盟友也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参与不仅影响了战场的局势，还通过认知作战手段影响了双方的战略决策和行为。
5.1 清军友军的认知作战策略
清军在金川之战中的友军，主要包括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地方武装和藏传佛教领袖等。他们在认知作战中，帮助清廷扩大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通过影响当地民众的认知，削弱了金川土司的抵抗力量。
配合清军的舆论宣传：清军的友军在当地广泛传播清廷的平叛正义性，帮助清政府在民众中树立权威。例如，藏传佛教的部分领袖与清廷合作，向民众宣扬支持清军是“顺应天命”的行为，叛乱是违背宗教教义的。通过这种舆论宣传，友军在精神层面上瓦解了金川土司的抵抗意志，并帮助清廷在战后巩固了对该地区的宗教控制。
物资支持与信息战：一些地方部落作为清军的友军，积极为清军提供物资补给和战略情报。他们通过与清军的合作，确保清军在后勤上没有后顾之忧，从而使清军能够专注于打击叛军。同时，这些友军通过传递敌方的虚假信息，帮助清军误导敌军决策，从而在认知作战中占据了优势。例如，有些友军部落通过传递错误的叛军兵力信息，帮助清军提前规避了叛军的伏击。
5.2 金川土司友军的认知作战策略
金川土司在战争中也得到了部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这些友军通过认知作战，帮助金川土司在战争中对抗清军，并延缓了清军的进攻节奏。
传递负面情报与打击清军士气：金川土司的友军通过广泛散布清军在其他战役中的失败和士兵病亡等负面信息，试图打击清军的士气。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在金川地区外与其他势力接触时，特意夸大清军的损失和内部的矛盾，制造清军士气低落的假象，以此来增强土司抵抗的决心。同时，这些信息也被传递到清军内部，试图在心理上削弱清军士兵对胜利的信心。
利用地形优势的游击战术：金川土司的友军深知金川地区复杂的地形，他们通过认知作战的方式，利用地形对清军展开游击战术。这些友军通过灵活的游击战，不断骚扰清军的补给线和后方部队，试图在清军内营造“敌在暗处”的恐慌感。这种认知作战的方式有效地拖延了清军的进攻步伐，并在心理上造成了清军的紧张情绪。
六、总结与展望
金川之战是清朝在西南地区进行的一场极为复杂的军事行动，而认知作战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军和金川土司双方都深刻认识到心理战、舆论战、文化和宗教操控在战争中的战略意义。通过分析攻击方、防御方、中立第三方及友军的认知作战手段，可以看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各方势力不仅通过军事行动来争夺控制权，还通过影响和改变对方及周边势力的认知，来达到各自的战略目标。
清朝作为攻击方，充分运用了分化、拉拢、宗教引导和舆论操控等手段，在心理和认知层面上逐步削弱了金川土司的抵抗力量。而金川土司作为防御方，也通过强化民族认同、宗教信仰、内部控制和游击战术，在心理战中展现了极大的韧性和抵抗力。中立第三方和双方的友军则通过认知作战手段，在战争中发挥了调节和平衡的作用。
总的来看，金川之战不仅仅是一场武力对抗，它还是一场复杂的认知博弈。各方在战争中的认知作战手段，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战局走向，也为后世的边疆治理和认知战策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现代军事冲突中，认知作战的作用愈发重要，金川之战的经验教训依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