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战认知作战：扬州十日-清军如何用恐怖与怀柔打击南明，稳定江南局势

关键词：扬州十日,清军,多铎,屠杀,史可法,南明,认知战,心理战,舆论战,江南士人,恐怖手段,安民告示,儒家文化,降将,洪承畴,民族情感,蒙古部落,怀柔政策,江南商人,忠义思想,认知作战,新质生产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战,认知域,认知战研究中心,认知战争,认知战战术,认知战战略,认知域作战研究,认知作战,认知控制,战略思想,Cognitive Warfare,Cognitive Domain,Cognitive Control

摘要： 1645年，清军攻占扬州后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史称“扬州十日”，造成数十万百姓丧生。清军利用屠杀制造恐怖，意图通过心理震慑加速江南的投降，并随后实施“安民告示”等怀柔政策，以稳定占领区民心。南明史可法通过宣传“忠义思想”号召抵抗，但因清军暴行的心理压力和南明内部动荡，抗清未能取得实效。尽管清军在短期内稳定江南局势，但屠杀造成的深刻仇恨也为后续反抗埋下了隐患。

一、引言

事件背景：1645年5月，清军由多铎率领南下攻占扬州，这是清军在征服南明政权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明将史可法在扬州组织抵抗，然而城破后，清军进行了长达十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屠杀导致数十万百姓惨死，严重打击了南明政权在江南地区的士气与支持。然而，这一屠杀行为也是清军在心理战与舆论战中的一部分，旨在震慑南方的反抗力量。
认知战的核心意义：认知战是通过影响对手及民众的心理认知，改变对手的意志、士气及战略判断。扬州十日不仅是一场惨烈的屠城行动，更是一场在舆论、恐怖与心理上全面打击南明政权和江南民心的认知战。

二、认知战中的攻击方视角：清军及其策略

屠杀与恐怖手段的心理震慑
- 屠城的战略意义：扬州城破后的大屠杀被清军高层视为对江南地区的“震慑性打击”。多铎希望通过对扬州的屠杀，向江南地区传递一种“顺者昌、逆者亡”的威慑信息，以加速南明各地的投降（《清史稿》卷十）。
- 恐怖手段的意图与影响：屠杀的残酷场面不仅是对扬州城内百姓的直接打击，更是对江南一带尚未投降的明朝支持者的一种心理恐吓。清军希望借此制造恐惧，瓦解各地士绅和百姓对南明政权的支持，迫使更多地方不战而降（《明末清初史料》）。
认知控制与舆论塑造
- 通过恐怖与仁政并行的双重手段：清军在屠杀之后，迅速发布“安民告示”，宣称只要不反抗者即可免死，试图将屠杀行为合理化为“惩罚反抗”的正当举措（《清太宗实录》）。这种“先震慑、后安抚”的策略旨在迅速稳定被占领区的民心，控制舆论导向。
- 通过降将和汉族士人的宣传：清军利用部分降将（如洪承畴）的身份，通过他们撰写文章、宣讲大清对汉族百姓的“仁政”，并将扬州事件解释为“必要的震慑措施”。这种宣传意图在心理上缓和江南士人的恐惧情绪，转而接受清朝的统治。
文化认同战与儒家思想的利用
- 清朝对儒家文化的宣扬与利用：尽管在扬州采取了极端的屠杀手段，清军在其他地区却强调对儒家礼教的尊重，试图通过宣扬大清的“仁政”与“文治”，赢得汉族士人的支持。扬州屠杀的震慑作用与随后宣扬的“清朝重视儒家文化”的信息形成鲜明对比，意在通过强制与怀柔结合的手段进行心理攻势。
- 扬州之后对士绅的招抚政策：扬州屠城后，清军在江南各地实施“怀柔政策”，招抚投降的士绅，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通过这种策略，清军试图在心理上塑造“大清并非只知杀戮”的形象，从而在占领区建立长期的统治基础。

三、认知战中的防御方视角：南明政权与江南士人的应对策略

史可法与江南士人的抗清宣传
- 忠义思想与民族大义的宣扬：史可法在扬州战前向江南各地发布文书，宣扬“忠义大义”，号召士人和百姓坚守“明朝正统”，抵抗满清的入侵（《明史》卷二百三十）。史可法的书信中强调清军的“蛮夷”身份，意图通过民族情感激发民众的抵抗情绪。
- 悲壮牺牲的榜样作用：史可法在扬州的殉国精神成为江南士人抗清的精神象征。史可法的抗争被江南文人编写成《史忠正集》，广泛传播于江南地区，试图以此激励更多人抵抗清朝的暴行。然而，屠城的极端残酷性也使得这种宣传难以持续动员百姓。
南明的舆论反击与传播不足
- 南明对清军屠杀的控诉：南明政权试图通过宣扬扬州屠杀的暴行，控诉清军的残暴，以此揭露清朝“伪仁政”的真面目，并呼吁各地士人和百姓继续抵抗（《南明史》）。然而，由于南明内部政局混乱，江南的舆论传播能力不强，使得对清军暴行的揭露未能形成广泛的动员效应。
- 民族仇恨的强化：南明政权及其支持者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关于扬州屠杀的恐怖细节，希望通过对清军暴行的渲染，激发南方民众的抗清仇恨心理，试图延续抵抗运动。
扬州屠杀对南明民心的双重影响
- 恐怖心理的蔓延与防御决心的削弱：扬州十日的屠杀导致江南百姓对清军的恐惧蔓延，部分地区因担心同样遭遇屠杀而选择投降，进一步削弱了南明的抵抗能力。地方士绅在面临清军时，更多考虑的是自保而非抵抗。
- 激发局部反抗与忠诚之举：尽管扬州屠杀对南明的整体士气打击严重，但也激发了一些地方的激烈反抗。在苏州、嘉定等地，部分士绅和百姓因扬州之殇而选择死守，誓死抵抗清军，这也表明恐怖手段的双刃剑效应。

四、认知战中的中立第三方：江南商贾与地方势力的态度

江南商人和士绅的观望与自保策略
- 商贾与地方绅士的自保选择：扬州屠杀的消息在江南迅速传播，许多商人和士绅选择对清军暂时顺从，以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地方精英在面对清军的强势攻势时，虽然对南明有一定的情感依附，但更关注如何在动荡中维持商业和家庭的安全（《明清社会变迁研究》）。
- 商人对大清“安民”政策的接受：清军在扬州之后推行的“安民告示”和承诺财产保护的政策，使得部分商人和地方势力选择接受清朝的统治。这种中立与观望态度，为清军在江南的迅速推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地方豪强与乡绅的态度变化
- 部分地方豪强的倒戈与合作：在扬州屠杀之后，一些地方豪强迅速调整立场，选择与清军合作，以期在新政权中维持自己的地位。清军通过授予地方管理权，利用这些地方势力来维护地方治安，达到了分化与控制的目的。
- 乡绅的隐忍与内部抗争：尽管部分乡绅选择合作，但也有一些人秘密支持南明的抵抗运动，在清军后方组织地方性的反清活动。然而，这些抗争因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指挥，难以对清军的统治产生实质性威胁。

五、友军的认知战策略：汉族降将与清朝的关系

汉族降将的角色与心理战作用
- 利用降将对汉族士人的劝降策略：清军在占领扬州后，通过汉族降将如洪承畴、孔有德等人对江南士人进行劝降。洪承畴利用自己的汉族身份，试图说服江南士人接受清朝的统治，并宣传清朝对儒家文化的尊重，以此减轻汉族士人对清朝的敌意。
- 降将对清军形象的塑造：这些汉族降将撰写文书、书信，强调清朝并非只以武力征服汉地，而是希望通过儒家治理来恢复和平秩序。这种宣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部分士人的敌意，但在经历了扬州屠杀后的江南，仍然难以彻底赢得士绅的信任。
清军与蒙古盟友的心理配合
- 蒙古部落的威慑作用：清朝在南征过程中，部分动员了蒙古骑兵协同作战，利用蒙古骑兵的威慑力，在心理上加重南方百姓对清军的恐惧感（《蒙古与清朝的联盟》）。蒙古部落在扬州屠杀后对清军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南方百姓对清朝军事力量的畏惧。

六、认知战的结果分析与反思

清朝认知战的成效与后遗症
- 屠杀带来的短期心理震慑效果：扬州十日屠杀后，清军在江南的推进速度加快，部分城市因恐惧而选择迅速投降，清军得以在短期内稳定江南局势。然而，这种恐怖策略也种下了汉人对清朝统治的深刻仇恨，成为后续抗清情绪高涨的根源之一。
- 恐怖与安抚的双刃剑效果：清朝在屠杀后迅速实施安抚政策，试图通过恢复地方秩序、保护财产等方式来缓和屠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清朝在江南立足，但无法消除士绅和民众心中的恐惧与不满。
南明在认知战中的失败与原因
- 对清军恐怖策略的宣传不足：南明未能有效利用扬州屠杀事件在更广泛范围内进行宣传，使得对清军的控诉未能形成全国性动员。南明的宣传手段相对原始，缺乏有效的组织与传播渠道。
- 内部失和导致的宣传失败：南明政权内部派系斗争不断，影响了对外宣传的统一性。内部的政治不稳与缺乏协调的抗清策略，使得南明在舆论与心理战上始终处于劣势。

七、结论

扬州十日中的认知战启示：扬州十日事件展示了清军在攻占江南过程中如何通过恐怖手段与安抚政策结合，实施有效的认知战以瓦解对手的抵抗意志。屠杀的震慑与仁政的宣传形成心理打击和舆论操控的双重效果。
现代认知战的启发：从扬州十日的经验中可以看到，认知战的效果依赖于对心理和舆论的精准把控，恐怖策略可以在短期内压制反抗，但长期来看则可能埋下仇恨的种子。因此，现代认知战需要在震慑与安抚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