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认知战认知作战：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中的认知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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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各方力量不仅展开军事冲突，还通过认知战影响对手和国际社会的看法。八国联军通过媒体宣传和外交手段，将自身行动塑造成“文明之战”，夸大义和团威胁，营造危机氛围，争取舆论支持，削弱义和团及清政府的士气。八国联军还对清政府施压，试图瓦解其内部支持义和团的力量。义和团则通过宗教仪式和民族主义动员，号召民众抵抗列强，但因过度依赖神秘信仰，且缺乏系统传播手段，未能有效对抗列强的舆论攻势。清政府内部分裂，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不一致，慈禧太后在列强逼迫下弃义和团而转向和谈，这种政策摇摆削弱了清朝的认知战能力。最终，八国联军通过信息操控和心理战达成政治与军事目标，义和团及清政府在认知战中失利，导致清朝在国际上进一步屈辱，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一、背景概述
义和团运动（1899-1901年）是清朝末期中国民众掀起的一场反对外国势力和侵略的民间武装运动，义和团成员主张驱除外侮，保护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在清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下，这场运动迅速蔓延，但最终遭到以八国联军为首的外国列强的镇压。随后，八国联军于1900年联合进攻中国，占领北京，并迫使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
在这场冲突中，各方势力不仅通过军事手段展开争夺，更通过系统的认知战，试图影响中国民众、国际社会和内部敌对势力的认知，以争取舆论支持、削弱对方士气，并达成政治和军事目的。
二、攻击方（八国联军）的认知战策略及案例
八国联军由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其认知战策略涵盖了对内、对外宣传、对敌方心理战和外交操作等多层面。这些策略不仅助力了军事行动的成功，还为列强在战后的利益分割奠定了基础。
对外宣传：正当性塑造与危机营造
将干预行动塑造成“文明之战”：
列强在介入义和团运动时，试图将他们的军事行动合理化，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八国联军通过各自国家的媒体和外交官，将其侵华行动描述为“维护文明”和“保护侨民”的必要举措。他们声称义和团是“野蛮且无知”的中国暴徒，对西方侨民和基督教传教士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他们不得不联合行动。案例：英国《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在报道中频繁使用“救援”和“拯救文明”这样的字眼，强调八国联军的正义性。这些报道不仅在国内塑造了正面形象，还试图影响其他中立国家，确保他们不会干预八国联军的行动。
营造恐怖氛围，夸大义和团威胁：
列强刻意夸大义和团对外国势力的威胁，宣称其暴行无处不在。通过西方传教士和驻华外交人员的电报和报告，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布了大量关于义和团“残暴屠杀”的消息，目的是制造恐慌并为军事干预寻找借口。案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表了“黄祸论”演讲，将中国描绘成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号召欧洲各国联合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通过这种恐怖氛围的营造，联军得以将军事行动合法化，避免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
对敌方（义和团及清政府）的心理战
散播谣言以削弱士气：
八国联军在进入中国后，利用其间谍和驻华势力，散布义和团失败的谣言以及对清政府内部动摇的宣传，以分化清军和义和团之间的合作。例如，他们散布清朝可能与列强合作的谣言，试图在义和团与清政府之间制造不信任感。
案例：在天津和北京周边，八国联军通过俘虏和使用电报散布消息，宣称清朝部分军队已经与联军达成协议，不会与义和团联手作战。这种策略成功瓦解了一些地方义和团的士气，使得他们在战斗中更加犹豫。
针对清朝官员的外交压力：
列强通过外交手段向清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亲联军的立场。例如，他们通过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传达消息，警告清政府如果继续支持义和团，将会面对更为严厉的军事行动和更大规模的领土丧失。八国联军利用这种心理战手段，试图分化清政府内部的势力，特别是希望动摇那些尚未明确支持义和团的官员。
案例：俄国和日本的驻华外交官频繁与清朝高层官员接触，暗示若清政府主动平息义和团并与联军合作，他们将在满洲和其他地区获得较为宽松的待遇。这种拉拢和威胁的双重手段成功影响了一部分清朝官员的决策，使得他们在关键时刻未能全力支持义和团。
国际舆论的操控和同盟外交
塑造联军行动的正义性并争取盟友：
列强不仅利用各自国家的媒体，还通过在华传教士、商人和驻华记者来影响国际舆论。他们在外交上积极联络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确保这些国家在行动过程中不会采取反对立场。通过描绘义和团的暴行和清政府的“不稳定性”，列强确保了西方各国对其侵华行动的广泛支持。
案例：美国在初期对联军行动保持观望态度，但在听取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的报告后，开始转而支持联军，并参与了对北京的进攻。这种外交和舆论操控的成功使得八国联军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合法性支持。
三、防御方（义和团及清政府）的认知战策略及案例
义和团及部分支持他们的清政府官员试图通过宗教信仰、民族主义以及反帝宣传来动员中国民众、抵抗八国联军。然而，由于国际压力及内部认知战手段的相对落后，义和团的认知战策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利用宗教和民族主义动员
宣扬“扶清灭洋”的宗教信仰：
义和团将自己塑造为“神灵附体”的反帝战士，宣称义和团成员可以通过特殊的宗教仪式获得刀枪不入的能力。这种宣传在广大的中国乡村地区尤其有效，因为它迎合了底层民众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并激发了他们的斗争热情。
案例：在山东和直隶等地，义和团通过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宗教仪式，展示“刀枪不入”的神功，以此吸引了大量农民和民间信众加入运动。这种宗教性宣传成功动员了一部分民众参与战斗，但也使义和团因过度依赖神秘主义而在战术上失去了理性判断。
反洋人的民族主义宣传：
义和团宣传中强调“驱除洋人”和“反对外来文化入侵”，通过燃烧教堂、攻击传教士和外国侨民的行动，试图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将所有西方人描绘为侵略者和清朝内乱的祸首，呼吁民众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
案例：在北京和天津地区，义和团张贴大量标语，宣称外国传教士是“恶魔的化身”，鼓动民众攻击教堂和西方使馆。这种民族主义宣传激发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抗争意识，使得义和团的运动迅速扩展。
清政府的宣传和对义和团的支持
分裂的朝廷与模糊的政策：
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并不一致，一部分官员（如端郡王载漪）支持义和团，认为他们可以作为清朝反抗外来侵略的民间力量。他们在朝廷内部试图推动“借助义和团力量”来对抗列强的政策，通过朝廷谕旨对义和团进行一定程度的官方认可，试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巩固国内的统治。
案例：在北京，端郡王载漪等保守派官员向光绪帝建议接受义和团的帮助，并发布诏令谴责外国干涉。这种政策一度为义和团争取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使得义和团在部分地区的行动得以合法化。然而，这种政策也导致了清政府内部的严重分裂，许多地方官员拒绝支持义和团，并因此导致清政府的统一行动无法落实。
有限的宣传能力：清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义和团，但其宣传手段相对有限。大多数官员仍然依赖传统的告示、奏折等方式发布信息，而未能有效利用民间的口碑传播和新兴的报刊媒体。这使得清政府的宣传手段未能深入基层，无法与八国联军的认知战相比。
案例：在八国联军围攻天津和北京期间，清政府发布了若干谕旨，呼吁民众保卫国家。然而，这些谕旨主要通过官僚体系传达，未能真正深入到广大农民和民众中。义和团在前线战斗力强大，但由于缺乏组织性和战略指引，最终无法抵挡八国联军的进攻。
防御方的失败与内部裂痕
内部不一致的政策与行动：清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导致在支持义和团的问题上缺乏统一的战略。慈禧太后在最初阶段默许了义和团的存在，并试图利用他们对抗列强，但在看到联军力量不可阻挡后，又迅速抛弃义和团，试图与列强谈判。这种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削弱了清政府的可信度，也使得义和团最终失去了官方支持。
案例：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前，清政府内部的部分官员如李鸿章和袁世凯明确反对义和团的暴力行动，主张与列强和谈。他们的立场与慈禧太后的政策相悖，导致了清政府内部的行动混乱和决策延误，使得清朝未能有效组织抵抗。
四、中立第三方的认知战态度及影响
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还有一些中立势力和第三方角色，他们的态度和认知战操作在这场冲突中起到了微妙的平衡作用。
朝廷内的中立派官员
观望和妥协的态度：一些中立官员如李鸿章和袁世凯，他们对义和团运动保持了观望态度，担心义和团的激进行动会激怒列强，导致更大的危机。李鸿章在八国联军入侵后，一直主张与列强和谈，并迅速接受外国要求，以保护自身和地区的利益。这些中立派的态度不仅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还为列强赢得了外交和谈判上的优势。
案例：李鸿章在天津与列强进行谈判，表示愿意制止义和团的活动并配合联军的调解。他这种中立立场被外国视为清政府内部的分裂信号，使得列强在战场上更为自信，并加快了进攻速度。
外国传教士与商人的态度
两种分化的态度：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对义和团运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传教士将义和团视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呼吁列强迅速镇压；而另一部分对中国民众和地方官僚的反应较为谨慎，希望通过调解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
案例：在山东省，一些传教士尝试与当地义和团领袖接触，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但在面对更为激进的义和团势力时，这些尝试往往失败。与此同时，其他外国商人则迅速撤离中国，将义和团的行动报告回本国，推动了各国政府加速军事干预的决策。
五、结论
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认知战，展现了列强在信息传播、外交操控和心理战上的优势。八国联军通过媒体宣传、国际外交和心理战策略，成功塑造了其行动的正当性，并利用清政府内部的分裂达成了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相对而言，义和团虽然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动员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缺乏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和政治组织能力，最终在认知战上未能对抗列强的优势。
清政府在这场认知战中的失败不仅反映了其内部政治斗争和决策分裂，也展示了在面对现代化列强时信息和战略能力的严重不足。这场认知战的失败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进一步屈辱，并为中国社会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